信阳茶在宋代达到鼎盛期，从明朝开始衰落，民初才得以恢复发展播

信阳茶在宋代达到鼎盛期，从明朝开始衰落，民初才得以恢复发展

元朝对茶税茶政非常重视，并于至元17年置榷茶都转运司于江州，总江淮、前湖、福广之税，而遂除长引，专用短引。信阳地区茶叶在元初得到一定的恢复与发展。

元马祖常《县治记》:“饶茗、漆、竹箭、林木之利。余继善曰：茗、漆、竹箭，乃昔日未析之固始，今出商城，非本土之产矣。又“光人掇茶山中以为饮，运司行茶法，江南岁有吏索光人胁重贿，山谷之民尤病，公卒惩之，使不敢复制”，讲的是马祖常之父治光州时，茶税官员依元朝茶法逼迫光山茶民缴纳重税，马祖常之父惩罚官吏的事情。因此推测，元朝时候光州地区处于战后恢复期，茶叶种植刚有所恢复，产茶量还不大，仅是供本地或周边人饮用。

但由于茶是元代重要榷卖物资，常与盐并提，此后茶课不断增加，由至元十三年的“短引计茶九十斤，收钞四钱二分八毫”，“又有茶由，以给卖零茶者。初，每由茶九斤，收钞一两”，到元贞五年‘，每引增税为一十二两五钱，通办钞二十五万锭。七年，遂增至二十八万九千二百一十一锭。元朝茶税短短几十年翻了近300倍，引起一系列经济问题，茶农甚至放弃经营，砍伐茶树做薪出卖改业求生。

信阳地区由于战争的创伤，经济、农业本就萧条不已，再加上茶税过重，茶叶经济自然受到沉重打击。元末河南息州赵丑斯、郭菩萨起义，拉开了元末红巾军起义的序幕，再有刘福通、朱元璋等从两淮起义，一时两淮、丰、沛、许、汝、荆、汉的农民都起来响应，民生刚暂时得以缓息的申州、光州，又进入持续战乱。信阳地区的茶叶生产荒芜，繁荣的茶叶经济就此没落、衰退。

明朝建立之后，明朝茶马政策主要实行于川陕地区，以茶易马，其余产茶地区则作为商茶分别微茶课，微钞、微银，即征茶税、征纸币和征白银的形式。“自苏、常、镇、徽、广德及浙江、河南、广西、贵州皆微钞，云南则微银。”网，“明时茶法有三：曰官茶，储边易马；曰商茶，给引微课；曰贡茶，则上用也。表明明朝时信阳地区的信阳州和光州隶属河南汝宁府，当地属于“商茶”，是‘，微钞”，即商茶征收茶税。

又“应天府江东瓜埠巡检司钞10万贯，苏州府钞二千九百一十五贯一百五十文，浙江钞二千一百三十四贯二十文，河南钞一千二百八十贯”“又定凡茶引一道纳铜钱一千文照茶一百斤，按照100文铜钱换算为1贯，推算出河南产茶量大概有12.8万斤，与宋朝十三茶场时候相比，种茶规模与产量均远远落后，不及宋时光州三茶场收茶量的140。明朝时河南产茶地在汝宁府，包括信阳州、光州。明末，由于国家失政，匪患猖撅，茶农不堪茶税与劫匪的双重劫持，遂将茶树“斩伐殆尽”，现在大茶沟、小茶沟等处还有明时遗株。

清代在茶政方面继承明制，官茶“储边易马”，用于陕甘；商茶“给引征课”，用于他省，贡茶沿用明制“上用也”。随着清朝统一战争的结束，察哈尔及西北牧马场的建立，康熙初年茶马贸易便开始衰落，雍正十三年(1735年)清廷停止以茶易马，唐宋以来近千年的茶马贸易便告终结，茶的地位不再是关乎国计民生，而回归到日常消费品。

清政府对茶依例课税，全国的茶叶消费从顺治末到雍正初增加了两倍。乾隆25年以茶中马制度罢停，茶叶产量增加速度远远超过了其消费速度，导致了乾隆年间茶叶出现滞销“了查各司俱有陈茶”、“四川成都、彭、灌等县滞销，其引或停或减，并豁除课银”、“在市肆官茶日多，非十年之久，不能全数疏销。

且每年商人又增配二十四万封，商茶既多，官茶益滞。清代茶叶滞销大环境非常不利于信阳茶的发展，再加上茶叶品种较南茶次、加工方式落后茶味低劣，信阳茶业在清朝得不到有效发展，远远落后于江南、西南茶区，茶叶种植荒废，产量极少，期间名茶也少闻，其种植与产量或从地方志可窥其一二。

笔者通过对古籍资料的整理，得出信阳茶自唐之前至民国的大致种植区域、产量、征税等情况。信阳茶在唐宋时期无论是种植区域、产量还是征税或是榷卖所得茶钱，是历代中规模最大、产量最高，销售最好，尤其是到宋代，达到鼎盛期。从明朝开始，茶叶年产量约是宋朝时候的1/8，到清朝，茶业更加衰落，以至“万里茶路”也改变不了信阳茶的颓势。到清末民初，在一批开明绅士的倡导下与努力下，信阳茶才开始的到恢复与发展。

来源：素绘画室